从建党之初，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

　　初步建立

　　建党初期，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主要由党员干部或领导同志的家属兼办，任务仅限于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北平等几个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文件和刊物的传送。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未设立专职交通员，上下行文和分送出版物全靠邮局，而邮局都受当局主宰，甚至有军警特务组成的邮件审查处，经常缉查共产党的邮件。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文件、革命刊物的寄送很不安全。如果在信件邮包上直接写上共产党员的地址和姓名，无异于向敌人通风报信。

　　为了传递文件，同时又不泄露秘密，党组织主要采取两种保密措施：一是委托代理人交接邮件，二是使用双信封。委托代理人交接邮件，是指寄送文件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要事先选好通讯处，通讯处既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住址，又必须完全可靠保证来信能够收到。所谓双信封，是指寄送文件时，在信封内再套一个信封，外面信封写公开合法的地址和收信人私人姓名，套在里面的信封上写实际送达的党的机关名称和收信人姓名（有时，在内信封也使用代号、代称）。

　　比如，从1921年至1925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来往邮件，多数写有“邮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处董亦湘收”。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局后，由于中央机关除3个领导人外，没有其他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中央局决定由党员茅盾（沈雁冰）利用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合法条件，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茅盾负责把各地党组织秘密邮寄给中央的文件传递给中央，并负责外地党组织来人的秘密接头工作。“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处”的通信地址是真的，而收件人董亦湘为化名，只要写有董亦湘的名字，信来了立即有人取走。其中，在1923年的一份材料就有两个信封，即外信封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处董亦湘收”，内里装有小信封上写“请送交中央局瞿秋白收”。

　　尽管采取了这些保密措施，但随着敌人加强对控制下的各邮局信件、邮包的检查，甚至不顾邮局劝阻而强拆信件和包裹，我党的一些文件资料还是被敌人抄去，给党组织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开敌人对邮件的检查破坏，保护党的机密，1925年1月，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明确提出：“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筹划向各地秘密地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同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指示》，强调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

　　党的四大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了交通处。1926年7月，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改由中央秘书长直接领导和管理，在秘书处内设置交通科。党的秘密交通专职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这时党的秘密交通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是由交通员伪装身份，单线联系，来往于各组织和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络。

　　走向成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秘密交通也基本被全部破坏。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再次对秘密交通工作作出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建立全国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个全国的交通网。”

　　同年8月21日，中央发出第三号通告，对建立全国交通网作出具体部署，指出“八七紧急会议决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

　　根据第三号通告精神，中央秘书处分别设立了内埠交通科和外埠交通科。内埠交通科设若干秘密交通站，负责市内各机关、组织、领导人之间的联络、转移、护送并运送重要物资。

　　外埠交通科的任务是具体负责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传递文件、运送物资、护送干部等工作。至1928年底，相继开辟了从上海到天津、北平的北方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的长江沿线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到广州的南方秘密交通线。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每条秘密交通线下面又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支线。每条秘密交通支线沿途都配有秘密交通站，交通站一般是以店铺的形式做掩护，如电器公司、药店、布店、杂货店等。

　　为加强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交通联络，1930年，中央军委建立了交通总站。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和外埠交通科合并，成立中央交通局，直辖于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任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交通局从各省调来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和交通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 又建立起一条秘密交通线，被史学界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蜿蜒曲折长达数千公里, 沿途设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从未被敌人破坏过。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沿着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

　　随着对敌斗争经验的逐渐丰富，中央交通局的工作方式更加规范。在吴德峰的主持下，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提出了秘密交通“迅速、准确、保险、可靠”的工作原则和5条纪律：1.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2.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3.党内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4.坚守岗位，不允许搞群众斗争，不许照相；5.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

　　恢复发展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被迫长征，连接各地的秘密交通线几乎全部中断。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与各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沟通联络，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重建中央交通局。为保守秘密，新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对外称“中央农委”，由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李富春直接领导，吴德峰任局长，机关选址在延安枣园候家沟。这一时期的中央交通局仍然担负重要秘密文件传递、护送干部和物资运输工作，但在机构设置上不再分内埠交通和外埠交通，而是分为国际交通处和国内交通处。

　　国际交通处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重要文件传递和护送干部出入境任务。国际交通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秘密通道。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主要依托共产国际建立的秘密交通线，193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满洲里建立自己的秘密交通站，加强了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络。1937年，这条国际秘密交通线遭到日军的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新的中央交通局成立后，中共中央为了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通道，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际交通线，开辟了延安—大青山—乌兰巴托—苏联等多条国际交通线。

　　国内交通处主要负责建立中共中央与各个根据地、各个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络通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个根据地之间一直保持着两条主要的秘密交通干线：一条是由晋西北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东；另一条由晋察冀转冀中、平西一直延伸到冀东。这两条主要的秘密交通干线把十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延安紧密联系起来。

　　1943年3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定，将中央交通局“归并办公厅之下成为一个交通科”，即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交通科。1947年3月，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办公厅将全部工作人员分成3支队伍，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交通科也分成3部分跟随这3支队伍，承办党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方委员会交办的各项工作。第一支队伍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第二支队伍跟随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和朱德总司令转移到河北西柏坡，第三支队伍跟随中央后方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

　　1948年4月，3支队伍胜利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又跟随中共中央一起转移到西柏坡，并恢复了原建制，重组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交通科。1949年4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交通科随中央机关迁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主要是机要文件的传递。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残余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严重威胁机要交通安全，195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党的秘密交通与军邮工作合并，成立军邮总局，统一负责传递县以上党政军机关的机要文件。1953年，为了解决军邮中平件与密件混同处理不利于保密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军邮分设，另行成立机要交通局，专门负责传递党和国家的机要文件。1957年，为解决一般机要文件与重要机密、绝密文件的混同处理带来的安全隐患及传递速度不快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机要分设，成立机要通信机构，划归邮电部门领导，负责一般机要文件的传递，原有机要交通部门仍然保留，负责重要机密、绝密文件的传递。这种机构设置延续至今。

　　吴德峰二三事

　　吴德峰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创建人、隐蔽战线卓著的领导人，曾两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为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王震对他评价道：“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1.分路救同志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苏区，派遣周恩来等同志赶赴苏区。他们将由上海乘船出发，途经武汉，抵达湖南株洲，再前往中央苏区。按照中央部署，同志们分三批行动，第一批为王首道，第二批为周恩来，第三批为黄火青、黄志竞。

　　三批同志全部出发后，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的吴德峰从情报中得知武汉出了叛徒，联络点遭到破坏，凶狠的敌人正在那里撒网布点、守株待兔、张大口袋，妄图进去一个抓一个。

　　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吴德峰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与沉着。他目视手表，屈指细算，精确地掌握了上述同志行程的时间、速度以及可能到达的地点，果断作出了如下决定：派肖桂昌乘火车去南京接回周恩来；派戚元德乘飞机经南昌抵达九江，接回王首道；派贺步青赶到江边接回即将乘船起航的黄火青、黄志竞。他们按计划分头行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眼看就要发生的一场重大事故烟消云散。

　　2.只身运金条

　　1930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经费比较困难，而鄂东地区（当时已为苏区）打土豪没收的一批黄金又运不回来。因数额较大，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把任务交给了吴德峰，要他选派得力人员运回黄金。

　　吴德峰接受任务后，认为事关重大，而当时中央交通局的同志多是年轻人，虽经政治审查可信可靠，但工作经验不足，万一有所闪失则后悔莫及，他决定亲自去取。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吴德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化名胡梓的特委书记吴铁汉。顾不上连日奔波的疲劳，吴德峰将约10斤的金条装进特制的子弹袋里，马上返回。

　　为做到万无一失，吴德峰对保密可谓深思熟虑，慎之又慎，坐船怕被强盗抢劫，走大路怕国民党岗哨搜查，他只好傍依大道走田间小道，不让任何人接触“千金之体”。步行两天后，为争取时间，才不得不搭船返回上海，将巨额黄金分毫不差地上交中共中央。

　　1940年，吴德峰出色地完成了在西安的情报工作任务，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扬。不久，吴德峰出任重新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局长。

　　来源：国家保密局网站http://www.gjbmj.gov.cn/n1/2019/0415/c409093-31030460.html